推進北方地區清潔取暖仍是改善大氣環境質量的重要措施

對于山西省中煤集團晉城熱電生產技術部經理路軍濤和河北省邯鄲市叢臺區南呂固鄉四留固村村民李玉峰來說，前者的企業經營和后者的生活軌跡變化在2017年因為同一項工作交織在了一起。

路軍濤所在的晉城熱電在2017年先后投資2.3億元用于燃煤發電機組的環保設施改造，實現了脫硫、脫硝和除塵設施超低排放。

而住在山區的李玉峰，過去總要早早地備足過冬用的燃煤，天一冷就得生起小煤爐。2017年冬天，他只要點開燃氣爐的按鈕，一天的供暖問題就解決了。

倆人生活軌跡交織的點，正值《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以下簡稱“大氣十條”）收官之年，散煤治理行動在重點地區強勢落地，北方地區農村清潔取暖開始破題。

《中國散煤治理報告（2018）》（以下簡稱《報告》）中數據顯示，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在煤炭消費上每年大約燃燒5000萬~6000萬噸散煤。其中，污染物排放占比最大的是工業，其次為民用取暖。

據了解，2017年，北京地區煤改電用戶累計突破100萬戶，京津冀及周邊“2+26”城市完成“雙替代”394萬戶，削減散煤1000余萬噸。全國煤炭消費占一次性能源消費的比重由前一年的62%下降至60.4%左右。

數額巨大的散煤削減的成果，直觀體現是2017年北方冬季出現藍天白云的天數多了，體現在數據上則是2017年10~12月，“2+26”城市中，PM2.5平均濃度較低的前3位城市依次是北京、廊坊和天津市，這些是禁煤區建設的主要區域。

《行動方案》指出，2018年1~8月，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環境空氣質量呈現穩中向好趨勢，但成效并不穩固，特別是秋冬季大氣環境形勢依然嚴峻，預計2018年冬季氣象條件總體較上年偏差，空氣質量可能出現反彈。因此，集中資源大力推進散煤治理依舊是能源結構調整的首要措施。

對此，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談道：“煤炭在中國的電力和能源轉型的過程中十分重要，每個人都有獲得清潔能源的權利。對燃燒過程中最低效、最容易產生污染的散燒煤，一定要加快替代。”

國家大氣污染防治攻關聯合中心副主任柴發合也表示，《行動方案》提出，2018年10月1日~2019年3月31日，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細顆粒物平均濃度要同比下降3%左右，推進北方地區清潔取暖仍是改善大氣環境質量的關鍵。

汾渭平原成為散煤治理的新戰場

“汾渭平原僅次于京津冀區域，是我國PM2.5第二高的區域，同時它又是SO2濃度最高的區域。”生態環境部相關負責人指出。

《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以下簡稱《三年行動計劃》）于今年7月出臺，重點區域中珠三角退出，汾渭平原進入。這片土地總面積6.7萬平方千米、位列中國第四大平原、處于煤炭產區、產業結構嚴重依賴煤炭、散燒煤問題突出的區域進入各方關注的焦點。2017年1月4日凌晨，山西臨汾某監測點二氧化硫濃度達到1303微克/立方米，此后十天之內，又三度“破千”。

《報告》指出，汾河谷地戶均散煤用量高于京津冀等同緯度地區，山西戶均用煤量4~5噸，且煤質較差，硫含量略高于1.5%。這正是2017年1月臨汾“酸霧”事件的污染源頭之一。

同時，2017年，汾渭平原區域內PM2.5排名全國后20位的城市個數由2015年的0個增加至6個，SO2年均濃度超標的3個城市均位于此。

為此，《行動方案》要求，各地在2020年采暖期前平原地區要基本完成生活和冬季取暖散煤替代的任務要求。汾渭大地上，以散煤治理為突破口的各項工作逐步深入開展勢在必行。

自然資源保護協會能源、環境與氣候變化高級顧問楊富強告訴記者，目前來看，汾渭平原煤炭消費結構與京津冀相似，京津冀區域好的實踐經驗如區域聯防聯控等可以在汾渭平原推廣實施。并且，汾渭平原已經被納入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領導小組統籌領導，且這一領導小組由國務院副*韓正擔任組長，可見國家層面對汾渭平原的重視程度。

“西安在散煤削減方面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但因為污染物的流動性，PM2.5濃度并沒有降下來。作為省會城市，西安在汾渭平原的散煤治理中可以發揮牽頭作用，幫助周邊地區承擔更多的減排責任。國家在資金投入和科技力量上也應對汾渭平原適當傾斜。”楊富強說。

同時，他認為，京津冀地區在大氣污染治理路徑的摸索中，城市中空氣污染物的主要目標正在由PM2.5過渡到NOx。“這為汾渭平原城市群提供了很好的參照，后者可以在一開始統籌規劃中就將兩種污染物協同治理。”楊富強說道。

“因地制宜”有了更多的含義

李玉峰去年過了一個不用總要半夜起來伺候煤爐子的冬天，可是問題也接踵而至：一到大風天，自家的房屋雖然門窗緊閉，卻總感覺四處漏風，讓原本暖和的屋子需要用更多的燃氣量才能維持取暖的溫度。

《三年行動計劃》中，第十二條“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在總共三十九條措施中并不顯眼，卻成為專家們口中的高頻詞。

這一條措施要求，重點推動北方采暖地區有改造價值的城鎮居住區的節能改造，鼓勵開展農村住房節能改造。

無獨有偶，《行動方案》也提到要同步推動建筑節能改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賀克斌以供暖過渡區上的濟寧和徐州為例，兩地沒有集中供暖，冬天住戶需要自己取暖的時間有十幾天左右。而把門窗改造一下，提高建筑節能標準，所需成本剛好與燒煤的費用相等。

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建筑節能研究中心主任江億認為，節能在能源結構調整中應處于首要位置，取暖時最主要的是把房子的保溫性能提高。能效提高的同時降低熱量耗散，一舉數得。

因地制宜是散煤治理的依據。2017年部分地區取暖季出現“氣荒”之后，這四個字也有了更多的含義。

《行動方案》對原來的“宜電則電、宜氣則氣”補充了“宜煤則煤、宜熱則熱”。但如何保證群眾溫暖過冬，更多地考驗著地方政府的智慧和靈活度。

江億說：“不要局限于煤、電、氣，宜秸稈則秸稈，宜柴則柴也很重要。 

因為柴、秸稈產在地里，顆粒化后用燃燒器燒掉，其與燒天然氣的排放量相近。其次，任何高于20攝氏度的熱量都能用來作為采暖熱源量。目前我們的工業余熱都直接排放掉，沒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就地理位置來說，很多地區的工業產熱區和供熱區離的也并不遠。”

從小在北京長大的農業農村部農業生態與資源保護總站首席專家李景明結合他的經歷談道，從小學燒的煤球到中學的液化石油氣再到大學的天然氣，城市供暖的能源變遷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他建議，對于農村地區清潔取暖來說，不僅要因地制宜，還要因時制宜、因人制宜。在相應的階段制定相應的目標，對于不同的群體要有差異化的政策，在清潔能源替代過程中尤其不能太冒進和“一刀切”。

也正因如此，《行動方案》規定，“對以氣代煤、以電代煤等替代方式，在氣源電源未落實情況下，原有取暖設施不予拆除。”這讓即將到來的這個冬天有了更多的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