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學Steyer-Taylor能源政策和金融中心兩位專家發表論文，指出美國支持清潔能源的做法需要進行改革。文中提到，試圖加速過渡到低碳經濟伴隨著高成本和高風險。決策者需要認識到，政府資助的商業化項目實現轉型將會置數億納稅人的錢于危險境地。如果政府官員希望加快未來能源的過渡，他們將需要不同的策略，以發展產業使之能夠生存而無需政府重大補貼，優先項之一是資助那些能與碳基能源實打實競爭的去碳化能源技術的商業化。

作者認為，在可再生能源發電方面，政府和投資者已經動用了大量的資金，許多可再生能源技術的成本得以削減并創造了就業機會。不過，目前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結構中的比例仍然很小。作者指出，還有兩種能源轉型方式與可再生能源同樣重要：一是化石燃料的清潔利用過程，它提供了世界大部分的能源；二是更有效地使用所有來源的能源。

美國最經濟有效推行清潔能源方式的關鍵是利用全球化，而不是對抗。盡管與中國在風能和太陽能發電領域發生了貿易戰，導致關系緊張，并還在升級，但作者認為，如果推動可再生能源發電的目標是一個更清潔、更多元化的能源供應，低成本的太陽能設備，不論是來自中國或是來自其他地方，都是一件好事。

清潔能源產業正在快速全球化，美國應該發揮工程、高附加值制造業、安裝和金融優勢。現在中國太陽能電池板制造廠使用的設備大部分是美國制造的。安裝主要是針對國內，而且美國的金融體系允許業主無前期費用安裝屋頂太陽能電池板。

然而，美國的可再生能源稅收抵免政策需要改變。作者認為，當前的信貸政策導致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效率低下、由繁榮到蕭條。更高明的政策可以幫助技術創新并克服主要的金融障礙。要做到這一點，政治家和納稅人必須認識到政府幫助加快能源轉型方面的工作需要大量的風險投資，像建設下一代核電站或新型的公用事業規模的太陽能熱電廠項目可能需要數億甚至數十億美元。

新技術示范往往無法獲得傳統投資者??的支持，由于風險/回報問題，第一個商業化項目對私人投資者沒有吸引力。這些項目的所需投資比風險資本投資者的投資意愿要多，而且對于私募基金或企業來說這類初次項目失敗的風險太大。

如果決策者決定把資助商業化作為優先事項，首先應將有限的公共資金用在一批有前途的新技術向下一階段的轉移環節。政府支持清潔能源技術不應該受限于刺激支出和創造就業機會。政府所支持的縮小商業化差距的合理受益者應是那些有前景的、但未經證實的技術，沒有穩定的資金收入流，它們有降價的潛力，但直到它們成功地跨越商業化“死亡之谷”之前本質上不太可能提高就業率。

在許多情況下，貸款擔保不是資助推進成本和效率界限的最佳結構。相反，政府應該投資股本，當受益者成功時可按比例獲利，從而建立持續資助的資金收入流。此外，資助機構應采取私營部門專業知識的優勢，并保持獨立于能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