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致力于產業結構、能源結構調整，將有限的財政資源用于扶持環境友好型產業，同時通過有效的環境經濟政策，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從而達到長期有效改善環境的目標。

調整能源結構，要有激勵機制

文·徐晉濤

年后的北京，風大，天藍。在享受藍天的同時，我們還是忍不住想，霧霾是不是還會再來，并對此心有余悸。

2013年1月份霧霾大爆發以后，華北地區的空氣質量改善變成環保政策目標的重中之重。其中北京市的空氣質量變成環保政策一個非常重要的著力點。

但是空氣質量好轉了嗎？環保界有些專家認為這兩年的空氣污染治理政策還有些效果，但這顯然難以說服經歷過2015年霾橙色預警的人。

看看數據分析怎么說。我們選取北京市2013年、2014年和2015年每小時的PM2.5指數、AQI指數、風向和風速等數據，在95%置信區間下進行統計分析。同時把所有可能的氣象條件，包括氣壓、降雨、極端天氣等，都作為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統計分析顯示，北京市采取的措施，如限行、關停污染企業和改造火電廠等，對相應的污染物減排是有作用的，但是對于可吸入顆粒物的減少并沒有作用。

所以，盡管出臺了一系列的環保舉措，但主要污染指標數據并沒有得到改善。



節能減排挑戰大

世界各國都為環境問題困擾，2015年的巴黎氣候協定將目標定在了2度和1.5度，即本世紀末地球表面溫度上升幅度控制在2度以內，最好是1.5度，多數國家都在會上做了自助減排的承諾。

但目標和承諾之間還有一定的鴻溝。要想實現本世紀末地球表面溫度上升幅度控制在2度的目標，各國的排放量不能超過一定的總量，但是現在各國承諾的排放量加起來遠遠超過這個總量，將來的談判就是要求這些主要排放國在現有基礎上承諾做出更大努力。中國原計劃到2030年達到排放峰值，而后很多國家都要求中國必須爭取2025年或者2020年達到峰值，這樣2度的目標才有可能實現。所以，“十三五”期間，遵守減排承諾以及治理霧霾會對環保政策和經濟政策產生很大的影響。

不過氣候談判背后科學家也做了預案。中國工程院幾年前就認為中國2025年達到排放峰值沒有問題。現在面臨經濟下行，很多科學家對于實現目標更有信心。



建立環保激勵機制

霧霾呈現的是一個環境問題，其背后卻是一個能源問題，并已經影響到經濟的發展。

霧霾問題并非無解，要從以下幾個事情著手。

現在經濟下行，很多產能過剩的產業都有高耗能，高污染問題，比如鋼鐵、煤炭、水泥等。這些產業出現了全方位的虧損，生產量在下降，國家不應該繼續扶持，如果有刺激政策出來，也應該要投資到能夠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產業。這是從環保的角度看待治理霧霾的方法。

短期內要使環境得到改善，必須調整能源結構。在北京和華北地區，就是降低煤炭的消費量降下來，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北京市已經增加了天然氣的使用，天然氣的比重已經達到20%到30%，但煤炭還是主體。華北地區煤炭的比重達到了90%。按照有些能源專家的說法，中國現在是40億噸的煤炭消費，降到20億噸也不是不可能。雖然降低煤炭的消耗可能會造成一些失業問題，但是如果有好的產業政策，完全可能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

長期看，能源結構轉型必不可少。現在很多國家提出，本世紀中葉要實現零排放，化石能源完全退出能源行業。這方面中國也應該趕上，通過出臺強有力的政策，扶持可再生能源。

從長期可持續的角度出臺激勵政策也很重要。我們過去的環保和氣候政策，更多的是依賴行政手段，包括發放許可證，關停企業等，尤其是關停企業，一直以來執行效果很差，只是在環保執法機構來檢查的時候短期停產，然后周而復始。這是因為關停企業帶來的社會成本太高，對一個地方的經濟來講無法承受。如果實行相對溫和的經濟政策，如征收污染稅、碳稅，就可以淘汰掉最落后的產能，對地方經濟的沖擊也會相對小，效果也會更好。通過市場的手段，通過調整價格結構來調整經濟結構和能源結構，引導人們使用相對環保的技術。

中國環保執法最薄弱的環節是地方政府，一揭發環境問題總有地方政府在背后。一個原因是過去環保措施依靠行政手段，動輒關停并轉，給地方經濟帶來的壓力太大。另一個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做環保沒有好處。如果實行環境稅，地方政府加強環保能帶來收入，就解決了激勵問題，這是環境稅的雙重紅利性質，這樣環境執法的落地也有了保障。

概括來說，目前環保、氣候方面的壓力日益增大，現行環保政策對環境改善的影響并不明顯。我們需要致力于產業結構、能源結構調整，將有限的財政資源用于扶持環境友好型產業，同時通過有效的環境經濟政策，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從而達到長期有效改善環境的目標。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