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國家能源局下發通知，將在全國范圍內試行綠證核發及自愿認購交易制度，以期促進清潔能源消納利用，完善風電、光伏發電補貼機制，引導全社會綠色消費;并將根據市場認購情況，自2018年起適時啟動可再生能源電力配額考核和綠色電力證書強制約束交易。

現階段推行的綠證自愿認購制度，對于自愿花錢認購的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機構和個人來講，僅僅是一份消費綠色電力的榮譽和責任，而并不會帶來更多的收益和實惠，這能否激起各方的興趣?如若遇冷，綠證制度又該何去何從?這都成為當下行業內外關注的焦點。

平臺搭建完成具備核發條件

位于北京西城區六鋪炕北小街2號的國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員們近幾個月來異常忙碌，他們正負責全國綠色電力證書核發和認購平臺的建設工作。

國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副處長徐國新告訴記者，“經過三個多月加班加點的系統開發，平臺的硬件布置已經完畢，軟件開發也已經完成，綠證的核發已具備條件，7月1日可上線試運行。目前，相關部門正在積極向社會各界宣傳推廣綠證相關概念，鼓勵更多的人關注并支持綠色電力消費”。

對于屆時自愿認購的主體，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相關負責人曾表示，用能成本占生產成本較低的高新技術企業對能源價格的承受能力相對較高，將會成為最積極的購買方之一。

記者了解到，為了盡最大可能減少認購企業的不便，國家相關部門已經進行了多次討論，積極研究相關政策細則，例如認購綠證的掛牌價格、稅收處理、會計入賬方式等。預計相關情況會在6月初的第八屆清潔能源部長級會議(CEM8)上有所提及。

“過去我國在推行碳排放權交易的過程中，政府部門也沒有出臺財會方面的相關細則及處理辦法，不過經過這么多年的運作，參與碳排放權交易的各方企業也已經逐步探索出適合的解決方式，為綠證自愿認購交易提供了參考經驗。相信綠證自愿認購的相關細則會在近期達成共識。”徐國新表示。

相關部門正在為綠證制度推廣可能出現的新問題尋求解決辦法，但人們更關注7月1日后，會不會有更多的企業和單位“買賬”。不少業內人士認為，屆時綠證的實際交易量不會很大，對于企業能自愿申購就已經算是“覺悟”比較高了，在掏腰包認領后卻沒有實際意義的現實情況下，不能太樂觀。

綠證要從“電力圈”走向“社會圈”

為了推動綠色電力消費，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風能專業委員會、水利水電規劃設計總院、能源基金會、中國循環經濟學會可再生能源專委會、世界資源研究所、世界自然基金會、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鑒衡認證中心等眾多單位在3月還發起成立了“綠色電力消費合作組織”。

“目前已經聯系了不少單位，希望他們能夠加入進來。從反饋情況來看，發電側特別是新能源企業較積極，但消費側的企業積極性有待提高，目前有意向的多是跨國高新技術企業，國內企業多處觀望狀態。”該組織秘書處的一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

國家發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時璟麗認為，對跨國企業，特別是高新技術企業來講，由于國外綠證市場較成熟，通常會有相關評估，購買綠證對企業形象較為有利，這一成本遠比廣告費用低得多，所以他們將會成為屆時綠證的認購單位。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有些企業宣傳100%使用綠色能源，但他們認購的電量為辦公樓部分的電量，產品的生產加工往往采用貼牌的形式交由制造企業來完成，這部分的電量并沒有認購綠證，這與宣稱的概念還有一定差別。

上汽集團、京東方科技等國內企業的相關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都曾表示，支持國家綠色發展戰略，有意愿提高綠色電力的比例，承擔社會責任，也希望政府在產品采購、稅收優惠、信貸方面給予鼓勵，增加企業信心。

對于一些國內企業認購綠證積極性不高的問題，專業人士分析認為，除了需要付出成本，增加企業經營壓力外，相關企業管理人員對綠證制度不了解、對新政策持觀望態度也是重要原因。

據了解，目前已有包括主要發電企業在內的上百個新能源發電項目申請核發綠證，主要是第五批、第六批入選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補貼的項目。而消費側的用戶則更關心屆時綠證的價格，及購買后是否會有優惠政策。

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相關負責人認為，在各級政府和相關的政府采購項目中，適當選取一批品種，將產業鏈采用綠色電力的比例作為同等條件下優先進入采購目錄的條件，對引導全社會進行綠色消費的理念意義重大。

“對于綠證制度，過去更多是在電力行業內進行探討，社會上對其了解不夠充分，現在隨著這一制度的實施，綠證需要走出電力的‘朋友圈’，走向更廣的‘社會圈’，并逐漸被大眾接受。”相關專業人士如是說。

記者了解到，“綠色電力消費合作組織”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推動建立綠色電力消費評價體系。目前，已經針對相關評價標準和標識編制了初步的草案文件，包括標識的使用、認證展示平臺的建設和信息共享等內容，希望通過合理的激勵和評價，推動綠色電力消費盡早成為社會認可的潮流。

更須關注綠證的改革價值

綠證制度作為一種在發達國家有過成功實踐的市場機制，目的就是為了推動可再生能源電力的發展，這與我國能源革命的出路如出一轍。隨著我國明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達到15%，2030年達到20%，這也為可再生能源配額制的實施設定了目標，綠證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市場化手段。

“配額制和綠證制度對于我們來講，已經不是一個新概念了，從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立法討論時，就有過是否引入的爭論。此后多年，討論也沒有斷過，到今年開始引入已經有17年的歷史了。”國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副主任任東明說。

據了解，2003年，上海市曾經短暫試行過自愿綠證交易制度，但結果不盡如人意，最后只能“無疾而終”。

“現在引入綠證制度的時機是否成熟?這對我們的能源轉型究竟能起多大作用?”鑒于此前上海的經驗教訓及延續多年的爭論，一些業內人士有著這樣的疑問。

時璟麗的理解是：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立法之時，以風電、光伏發電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電力剛剛起步，還未實現產業化，實行固定電價的補貼政策，有助于行業的快速發展。事實也印證了這一點。隨后，風電、光伏發電出現了翻番式增長，產業迅速發展起來。隨著近年來，出現了棄風、棄光及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資金缺口逐年擴大等問題，截至2016年底的缺口資金約500億元，如果政策不進行調整，將對可再生能源發電全產業鏈造成影響。在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確定的情況下，引入配額制和綠證制度將是解決問題的一種出路。

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風能專業委員會秘書長秦海巖也表示，長期以來，國家一直通過征收電價附加的方式向可再生能源電力提供相應的補貼，并在一定時期內推動了產業的快速發展。但隨著產業規模的不斷擴大，該政策的弊端也逐漸暴露出來，包括隨著補貼資金缺口不斷擴大，補貼發放拖延導致企業現金流緊張、固定電價在市場化改革中失去存在基礎等，因此新能源產業的扶持政策必須進行重大調整，通過落實綠色證書認購，既可以促進可再生能源的高效利用，根治棄風、棄光頑疾，還能通過市場化手段有效破解補貼難題，降低財政資金直接補貼強度，減輕財政壓力。

徐國新表示，綠證制度是一種市場手段，是符合當前改革方向的有益嘗試，還有更重要的意義在于讓這一概念形成習慣并深入人心。而且從長期來看，隨著新能源成本的下降，綠證也將越來越有吸引力，堅信這一市場將長期存在。

自愿強制市場并行不悖

《通知》中提到了2018年起將適時啟動可再生能源電力配額考核和綠色電力證書強制約束交易，從字面理解，似乎這一制度又有行政色彩成分，這與自愿認購綠證的關系又會如何?

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相關負責人曾表示，強制交易著眼于能源供給革命，通過綠證強制交易價格體現新能源發電的外部環境效益，確保新能源開發企業的經濟效益，提升新能源項目投資的積極性。強制配額考核會創造一個基本穩定的國內新能源年度增量市場需求，并避免產業發展規模的大起大落或者逐步萎縮;自愿交易則著眼于能源消費革命，建立綠證自愿認購體系，實際上是給了消費者充分而靈活的選擇權，使得愿意購買和使用新能源的企業和個人有了通暢的渠道，最終通過兩個市場的合力來加速實現能源轉型。

時璟麗也認為，從全球來看，美國、英國、瑞典、澳大利亞等國家實施的強制市場份額或配額制度，都已經成為推動其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重要市場機制。此外，綠證自愿認購也是一個重要的市場，例如美國約三分之一的綠證都是由消費者自愿購買的，隨著綠證制度的推廣，綠色電力消費的概念也將越來越普及，所以兩者并不矛盾，將會共同推動可再生能源電力的消費。

此前，根據國家能源局的相關要求，到2020年，各燃煤發電企業(項目法人，含自備電廠)承擔的非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配額與火電發電量的比重應達到15%以上，綠證制度無疑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手段。

國家發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對此有過相關測算，這意味著到2020年，發電企業每生產約6.5兆瓦時的煤電就需配一份綠色證書，若在考慮現有政策不變，實現“十三五”可再生能源目標，滿足電價補貼資金需求的情況下，實施強制綠證制度可能會在2020年增加終端電價0.7分/千瓦時左右，處在社會可承受范圍。

有觀點認為，目前新能源發電補貼強度居高不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新能源未能有效利用，未來隨著可再生配額制及綠證制度的實施，新能源發電不必要的系統成本將被充分擠掉，特別是補貼強度過高的光熱發電和海上風電等能源品種已被隔離，加之技術進步，未來綠證的交易價格也將大幅走低，并逐漸維持在一個全社會可以承受的價格。

“可再生能源配額考核和綠色證書交易機制是符合現階段可再生能源發展需求、必須采取的政策措施，也是推動全社會以總成本最小的方式實現能源轉型的最有效措施。”這一觀點已在業內形成廣泛共識。此外，未來在儲能技術的推動下，能源互聯網技術蓬勃發展，系統的靈活性大大增強，再加上新能源自身的技術進步，新能源發電的成本很有可能全面低于各類化石能源的成本，屆時，消費綠色電力就成為市場上完全自發的選擇。

期待綠證融入系統改革中

當前，電力市場化改革、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等改革都在快速推進中，未來的可再生能源配額與綠證制度將與相關改革發生怎樣的化學反應，是制度設計者不得不慎重思考的問題。

“推出配額制和綠證制度不僅僅是一個單一的政策，而是涉及了現有能源體系的變動，非常復雜。當新的體系引入后，就必須將原有體系打破，否則就不會起到太大作用。特別是我們正處于經濟轉型，市場機制還沒有完全發揮決定性作用，國有經濟又占有很大比例的情況下，更要認真分析和研究。”任東明說。

縱觀國外的可再生能源配額制政策體系主要是以電力市場為基礎，通過綠證交易實現配額指標的流轉，但各國承擔配額的主體也不盡相同，有的是售電企業(美國大部分州、英國)，有的是發電企業(韓國、印度)。

在我國，對屆時由哪部分主體來承擔，業界看法不一。一方認為，選擇發電企業作為主體較符合當前電力行業的總體環境，由于我國發電側的改革已有十余年，形成了一定的市場競爭條件，且監管成本也相對較低。但隨著近年來發電企業經濟效益的下降，選擇作為主體可能增加其經營壓力，且與售電側放開的改革方向有所不符。另一方則認為，選擇售電企業作為主體符合市場化改革方向，使得用戶側消納的責任必較清晰，可有效解決新能源“重建輕用”的問題。但由于目前電力市場及售電側改革還在進行中，不確定性較大，政策設計的難度也加大，對相關部門的監管能力也是一個考驗。總之，無論選擇哪部分作為承擔主體，都需要在制度設計上充分考慮各方利益并完善獎懲措施。

“推進市場化改革是本屆政府的重要目標，設計出并執行好可再生能源配額和綠證制度對政府部門的決策及監管能力都是一個考驗，但對于改革發展是有益的。就像足球、籃球等競技體育受廣泛關注的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規則設計的復雜，甚至于裁判工作都會成為一門藝術。”徐國新告訴記者。

“任何一項重大政策起效，都會是一個不斷摸索和完善的過程，在復雜的市場環境下，也無法指望單一的政策能夠解決所有問題。但各類政策之間也不是互斥的，一項政策的推出不代表其他政策的必然退出，例如美國，類似于固定補貼的PTC政策和配額制考核就長期共存，歐洲市場上標桿電價政策和碳排放權交易也長期并行，這些政策共同起效，才能夠推動產業的持續快速發展，所以，未來新能源扶持政策的發展方向，可能必然還是各項政策的‘組合拳’，特別是對存量項目，保持政策的穩定性也是必要的。”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相關負責人如是說。